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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文军:《资本论》的政治哲学向度

 

 

《资本论》体现了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为其反思对象的一种批判程式,这一批判程式将政治、哲学和经济三个维度纳入一个“艺术的整体”中。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用“哲学”和“经济”表达了两种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前者在思辨的高度上统思一切,后者则是深入社会生活底层而刨根究底。而“政治”充分表达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主题和归旨——“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直面“当代的斗争”,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当代的问题,并理性地表达了“当代的愿望”。可以说,《资本论》的要义不仅是对经济理论的政治哲学反思,还是对政治哲学的经济学表达。惟有立足于《资本论》的文本,并抽绎出其中的政治哲学思想,方能更为透彻地理解这一经典文本的理论旨趣与马克思的政治抱负。

        “当代的斗争”:《资本论》政治哲学的理论主题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这样描述了马克思的“革命家”形象:“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马克思就是一个斗士,他的一生就是不断书写和践行“当代的斗争”的一生。不同于从观念出发阐释斗争的策略,马克思始终站在“现实历史”这一地基之上来深刻阐发“当代的斗争”。更具体地说,秉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生产过程”这一思路,马克思“完整地描述”了资本主义时代的面貌,并深刻揭示了“为消灭[Aufhebung]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的问题。

(一)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斗争何以必要?

马克思所用的国家和市民社会这一术语是在带有基督教新教含意的传统德国哲学范围内形成的。在历史中,基督教国家“只知道特权”,而马克思所谓的“现代国家”则是与“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和“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身处资本的洪流中,马克思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切身体验:身处于倒立的世界中,不仅“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横行于世,“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也大行其道;不仅破坏了一切“田园诗般的关系”和革除了各种“封建羁绊”,还褪去了一切受人敬重职业的“神圣光环”;不仅革除了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和倍受“尊崇的观念”,还消弭了一切等级制度和亵渎了“一切神圣的东西”。而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根由就在于以增殖为本性的资本,这种为资本所充斥的现代国家就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现代国家所宣扬的一些规范性范畴都纷纷滑向了自己的反面:对自由的高扬,一方面是因为大量的自由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崇自由竞争;对于平等的推崇,只是资本家营造的一种等价交换的幻象,并用此遮蔽其剥削行径而已;对于正义的规定,也只是为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而作的理论铺垫,继而确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法性。可见,深受资本宰制,诸如自由、平等和正义等规范都只是针对资产阶级而言的,他们在这种制度中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正义;在劳动和资本分离的境况下,自由、平等和正义并不能延及广大的无产阶级,他们得到的只是自由中的不自由、平等外衣掩盖着的不平等、正义之外的假正义。

整部《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复杂关系为研究和批判对象,以“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作为报酬”为“红线”,清楚地指认了“现代国家”的世俗性及其异化特质——这是一个“在基本制度方面沦落为错误与邪恶的世界”,一个“在道德上要遭到谴责的世界”,一个“等着在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手中被摧毁的世界”。简而言之,“书中足够清楚地提出了社会革命的要求”。

(二)“当代的斗争”又以何种形式呈现?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更深刻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随着资本侵蚀的深入而日渐显明。马克思所谓“当代的斗争”实则主要是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外在激烈表现。在资本操持之下,资本家因占有生产资料和资金而在整个生产方式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在社会之中掌控了绝对的话语权,他们可以不劳而获。工人则因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而陷于被动,他们必须在资本家的监督之下辛勤劳作而换取微薄的工资以度日,除了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之外别无它法。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落差,广大的无产阶级必然要奋起反抗,坚决同这种剥削和压迫的制度作最为坚决的斗争。

具体说来,“当代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一是“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在马克思看来,工作日就是“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的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之和”。对于工作日的界定,资本所给予的回答则简单而粗暴,“工作日就是一昼夜24小时减去几个小时休息时间。为了满足资本无限度且盲目地追逐剩余劳动的狼性需求,不断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就见惯不惊了。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在此境况之下,劳动者的生命根源”被严重摧残,广大工人自然会为争取正常的工作日而斗争。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或言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二是“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机器的广泛使用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也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模式。然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也使得“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增加了人身剥削材料、扩大了剥削的领域、提高了剥削程度。工人纷纷沦为机器的附庸,身体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残,精神也遭受难以忍受的折磨。此时工人便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德鲁运动”就是典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因此,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粗暴的反抗。”三是“为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工资的存在既使得工人的劳动成了“有酬劳动”,又使得劳动和资本的交换在表面上成了一种“等价交换”。然而,工资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剥削的痕迹。“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在雇佣劳动下,甚至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也表现为有酬劳动……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代价劳动。”工资的形式多样,可分为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对于前者来说,工资所要支付的是“劳动的正常价格”,然而这一劳动中也“包含着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剩余劳动时间也“包含在正常的工作日之内”;对于后者而言,工资表面是由生产者的效率决定,实际上这种工资并不直接表现价值关系。计件工资不仅给“资本家提供了一个十分确定的计算劳动强度的尺度”,还使工人“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强度的正常程度”。可见,工资实际上掩盖了剥削,工人必然会为提高工资待遇而不断斗争。四是“竞争斗争”。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竞争就是以资本谋利为目的的一种经济行为和社会关系。在顺境(分配利润)中,资本家“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共同分配共同的赃物”;在逆境(分配损失)中,“每一方都想占对方的便宜”,每一个人都想“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由此,“竞争也就变为敌对的兄弟之间的斗争了”。资本主义的竞争虽然表现为不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关系,但最终受苦受难的依然是无权无势的无产者。无论是在竞争中取胜还是落败,无产者都处于持续不断的贫困当中。资本家在竞争中获胜之后并不会减轻对无产者的剥削,他们在竞争中落败之后一定会加大对工人剥削以图恢复竞争力。

 

(三)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斗争何以可能?

所谓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实则是消灭剥削的国家制度和剥削的社会经济关系。而这种斗争何以可能,或者说这种“当代的斗争”的现实性何在?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回应了该问题。

就理论层面来说,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斗争必须“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都是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资本是其存在的基础。作为时代的“普照之光”,资本支配一切,继而内化为一种社会的主导原则。在此基础上,资本将自身所遵循的规则和承载的逻辑推演为社会的运行规则和逻辑。可以说,资本一经出现,就标志着社会迈入一个“新时代”。资本施展自身的“魔法”,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人们“造物”的潜能和效率也日渐增强,它创造了之前一切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物质财富。然而,资本在按照自己的意图建构世界的时候,也表现为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就资本的总公式而言,“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就资本的流通来说,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也表现为“价值丧失过程”。总之,资本同化一切、吞噬一切的力量也不是无限的,内生于资本的否定性因素会随着资本力量的壮大而发挥作用,继而“内爆”。资本在自我建构的同时也趋向于自我瓦解,资本在自我肯定的同时也蕴含着自我否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增殖和发展并非无限度的,而是要受到各种主观的、客观的限制,这些诸多因素中最为根本的限制则来自于“资本自身”。不仅如此,“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需要明确的是,每一个资本的“界限”(或“限制”)都是与资本的“使命”相悖的。因此,“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由是观之,资本本身作为资本主义持存的最大的和最根本的限制,要改变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存在境况,就必须要从根基处入手——消灭资本。而要消灭资本,就要善用资本的自我否定的力量,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就实践层面来说,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斗争有赖于无产阶级的“联合”。历史实践经验表明,只有通过有效的“联合”方能在“当代的斗争”中取得实效。一方面,“联合”之所以可能乃因资本逻辑使然。最初的无产者大联合并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资产阶级需要笼络和发动无产者,以联合的力量来对抗封建专制的残余势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协作成了一种基本的劳动形式。不同的劳动者通过协作而形成了一个有分工而又互相衔接的“联合体”。不仅如此,资本家还将广大工人的生产和生活尽可能地集中到一起,以最大化地减少对工人的支出。造成工人“联合”的现实状况实则是满足资本不断谋利的结果,资本本就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方能运动起来。另一方面,“联合”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无产者的阶级意识不断提升的缘故。面对坚硬的国家体制和强大的资本洪流,“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淹没在支配着他而他却丝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洪流中的一滴水而已”。个体力量的单薄和无力是摆在每一个无产者面前的难题。剥削和压迫达到忍受的极限,加之不断地接受教育和培训,无产者麻木的神经也会被再次刺痛,几近丧失的反抗意识也会再次被唤醒。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便会采取行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他们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

就政治意义上来说,《资本论》就是在探寻为阶级斗争提供“武器”的“政治学途径”。必须清楚的是,“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

 “当代的愿望”:《资本论》的政治哲学的理论旨归

 

 

“所有的政治行动本身都指向了关于善的知识:关于好的生活或好的社会。”苏格拉底为城邦生活寻求普遍性的标尺并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找寻根基,柏拉图积极追寻“最佳政制”的“理想国”,黑格尔从先验理念中寻求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与这些从思想和观念中寻求善治的做法不同,马克思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通过对“当代的斗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表达了“当代的愿望”。

(一)“当代的愿望”的双重确证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对“当代的愿望”进行了双重确证——批判了资本家的“愿望”并陈述了无产者的“愿望”。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资本家只是人格化了的资本。资本家的“愿望”就是资本的“意旨”,资本家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因此,资本家的“愿望”也就十分明显地呈现出来了,即最大限度地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具体的生产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以交换价值及其增殖而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为追求,既是资本家的“愿望”,也是资本家行事的“动机”。然而,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如何满足这些“愿望”呢?在劳资分离的境况之下,只要工人还能够劳作,“劳动总是工人进行交换的新的源泉”。不过,与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相比,工人并未将自己全部出卖出去,他出卖的仅仅是对自身劳动能力的“定时”的支配权而已。因为工人并不是“永动机”,他的劳动也有界限,他的劳动亦会中断。但“只要工人得到相当数量的物质,能够再生产他的生命表现,他就可以不断重新开始交换”。道理虽是如此,但资本家最大的愿望依旧是“让工人尽可能不间断地挥霍他那份生命力”。正是在工人的劳动界限和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的“斗争”中,马克思强力谴责了资本家的不合理的“愿望”,无产者的合理“诉求”得到了理性伸张。

由于深受资本逻辑宰制,工人处境维艰。对于工人来说,明亮的居室、干净的水源、安全的工作环境和精致的生活等都只是奢想,他们“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彻底沦为资本的“傀儡”和机器的“奴仆”。工人的活动都是围绕资本而展开的,工人常年累月地被“无形”的枷锁捆缚在机器之上,并“服侍”着机器。在这种最为深重的剥削和压迫中,工人自然要有自己的“愿望”——“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就眼前的“愿望”来说,“人类愿望的巨流是追求享受”,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出卖者必须要享有“卖者的权利”。工人既希望拥有正常的生活条件和优良的工作环境,又希望能够真正享受自己劳动成果带来的文明要素。工人期望能够摆脱异化的处境,消除剥削和压迫,将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公平等要素灌注到自己的生存当中。就长远的“愿望”来说,广大工人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得以“自我实现”。广大工人要成为自己的主人,要真正享受劳动带来的愉悦感,就要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斗争而掌握政权,就要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来“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一贯穿于《共产党宣言》中的核心思想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无产阶级求“斗争”、谋“联合”、享“福利”的“愿望”也得到了展示。

(二)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追寻

“自由人联合体”就是马克思发现的“新世界”。广大无产者以“联合”的方式进行“斗争”,其目的就在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依照马克思的谋划和思考,每一个个人惟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方能真正拥有自由,自身的能力方可真正得到全面的发展。“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孜孜以求的理论归旨。

就“自由人联合体”的特征来说,它是理想性与现实性、价值性和规范性、历史性和超越性的统一。首先,“自由人联合体”兼具理想性和现实性。“自由人联合体”是一个消灭了私有制度、废除了特权和国家机器、终结了意识形态和抽象统治的“理想国”,是一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自由王国”。在这样一个理想的国度里,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精神世界得到极大丰富,人的价值得以真正实现,人的意愿得到了最大化满足,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尊重……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这样的“理想国”只有在物质财富极度丰腴和精神境界极大提升的状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显然,“自由人联合体”作为人类未来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和结构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一种理想性预见。当然,这样的“理想国”决非乌托邦。它是一种值得期待和可以变为现实的人类崇高理想。“自由人联合体”的主体决不是思辨领域的想象主体,亦不单单是生理意义上主体,而是现实的从事生产活动的各尽所能的人,他们在社会交往中实现“自由联合”和“团结协作”。具体说来,“自由人联合体”的主体就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他们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建构和组织这种“联合体”,依照生产力和现实社会的运动状况,分别以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方式调节社会生产和分配,继而有条不紊地将社会组织成为“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其次,“自由人联合体”兼具价值性和规范性。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路里,价值性和规范性二者并不互斥,而是统一的。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的政治哲学,它自然要探讨相关问题的“是非”与“意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的立场上,从“人的高度”先后严厉驳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正义等的虚假性,并深刻地揭示了私有制的“剥削”和“吃人”本质。在此基础上,扬弃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这些规范性范畴,建构一种真正能够惠及全体人民的自由、平等、正义、民主的社会规范。当然,“自由人联合体”就是这样一种能够真正惠及全体人民的规范性社会,是一种“善治”的社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这既是“自由人联合体”得以建成的条件,又是“自由人联合体”的“意义”所在。依照马克思的设想,“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人的个性是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人的社会性关系也是可以和谐有序的,人的“类特性”亦能得到了彻底伸张。通过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架构,马克思不仅确证了一种“有价值或合理的”政治生存模式,还在抽象意义上诠释了社会政治生活并“向社会输出了价值观念”,为未来理想的政治活动提供了“理念支撑”。最后,“自由人联合体”兼具历史性和超越性。马克思的运思都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他始终是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之上,并从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出发来讨论相关问题的。马克思始终认为,“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因此,“自由人联合体”必然要奠基在“前一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之上。当然,这样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化”而来的,内蕴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因素促成了该社会的“自我毁灭”和“自我发展”,人类社会才迈入了这样的“理想国”。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要素。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体”的资本造就了无产者和资产者根本立场的对立,并不断激化了这种对立而使其演变为革命斗争。不仅如此,资本主义最大的限制也被找到——在于资本自身,一方面要无限增殖、不断膨胀,无止境地攫取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又要遭受到来自自身的限制。限制和超越是“同时产生”的,二者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当然,“自由人联合体”之所以能够出场的最重要理据在于资本主义始终无法克服其与生俱来的基本矛盾——社会化生产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是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必然要为新的更高级社会形态所替代的根由。至此,马克思也与古典经济学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划清了界限,唯物、辩证且历史地探讨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相关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自由人联合体”是具有“超越性”的一种社会存在。它超越了“利维坦”(霍布斯)和“有限权力”(洛克),超越了狭隘的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超越了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超越了道德理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超越了市民社会和政治解放。总之,“自由人联合体”是对私有制的扬弃和超越,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超越。在这样的场景之下,人和自然、人和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矛盾均得以完美化解。

“自由人联合体”也涉及劳动形式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转变。一方面,“自由人联合体”中的劳动实现了从私人劳动和雇佣劳动到社会劳动和联合劳动的转变。深受资本宰制的劳动是为了“私人”的劳动,雇佣劳动的形式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这样的劳动不仅混淆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界限,“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我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不仅如此,雇佣劳动还以工资的形式被结算,继而使无产者的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深刻地指出“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代价劳动”。更为严峻的是,不仅存在于旧社会中的鞭打、烙印和酷刑并未消逝,雇佣劳动的纪律成了一种更为严苛的新强制。可见,雇佣劳动还造成了人与其劳动成果、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状态,雇佣劳动之下的工人的生存举步维艰。“自由人联合体”中的劳动则是要彻底变更雇佣劳动形式的新型劳动——不再是为了私人的劳动,而是“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劳动的雇佣形式和雇佣条件都纷纷瓦解,雇佣劳动“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自由人联合体”中,“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总之,“自由人联合体”中的直接的社会形式的联合劳动是每一个个人以主体身份联合起来的、有目的和有计划地控制着整个社会生产的劳动形式。另一方面,“自由人联合体”也必然涉及到社会性质的根本性转变,即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质变。在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考察中,马克思确认了私有制的存在条件——“私有制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得以确立是随着“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而成型的。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维护少数资本家利益的,它是对广大无产者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制度性根源。“自由人联合体”就是扬弃私有制的结果,它是无产者通过联合的革命而使生产资料摆脱资本属性并使社会能够充分保障和体现人民的自由。“自由人联合体”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式,它彻底克服了生产资料的排他性占有,广大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参与劳动活动、共同占有劳动产品。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可以说,《资本论》充分显示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归旨——在“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继而“改变世界”。

 “当代的自我阐明”:《资本论》政治哲学的理论定位

在政治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当“密涅瓦的猫头鹰”还在对世界的反思中偏安一隅时,“高卢的雄鸡”则向世界宣布了“改变世界”的豪言壮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的批判性分析而完成了对“当代的自我阐明”。至此,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实—未来”和“现象—本质—逻辑”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得以言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既完成了对当代问题的批判性阐明,又完成了对人类未来路向的科学性预判。通过“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定位得以凸显。

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一种“以政治批判为目标”的现实性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判定标准主要是看“它所借助或辩护的价值是在理想界面上还是在现实界面上确立起来的,或者说它是以在理想界面上所确立起来的价值还是以在现实界面上确立起来的价值为出发点的”。显然,马克思以“现实个人”的生产生活为出发点,继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考察和总体批判中确立起来的价值原则出发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强力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我们呈现了一幅鲜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体景象。在这种生产中,马克思描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的生存境遇。虽然近代以来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正义和权力等原则一再地在各种场合得以强调,但问题的核心——所有权问题——却与私有制纠缠难分,因此这些美妙的“图景”只是“口号”而已,它们实则“包藏着最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最为隐蔽的剥削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阐发了两大最为重要的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前者揭示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形成什么样的价值,后者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简单地说,劳动价值论确证了无产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参与者和价值的创造者,剩余价值论则揭示了无产者所创造的价值的分配状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无产者所劳与所得之间并不成正比,劳者不获(或获之较少)、获者不劳(或劳之较少)是常态。而造成这一切的根由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于劳动和资本相互分离的实际状况。可见,这两大理论既是对资本剥削和压迫的理论指认,也是对资本主义政治批判的理论阐明。马克思始终是从生产方式入手来探讨以所有制为核心的政治生活原则的,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展开对这一原则的深入解剖,继而把握住了问题的根本。由此,马克思政治哲学方能够以思想的方式介入到现实当中,并成为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一种“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批判性政治哲学。《资本论》既批判了旧世界又发现了新世界,既阐明了当代的斗争又确证了当代的愿望。可以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行着一项政治性批判和政治性建构活动。政治性批判主要体现在对旧世界的批判和当代斗争的阐明上。对于当代的斗争来说,它主要指向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性斗争。这样的斗争既要对现代国家及与之相联的社会现实和经济基础作出批判性分析,又要对竖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式作坚决的否弃。简而言之,这样的革命斗争实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它既要同现实的经济基础作彻底决裂,又要与现有的上层建筑划清界限。在革命的过程中,要时刻持有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是在直面个人的现实生活困境和悲惨遭际中逐步展开的,这种批判虽然主要以理论和思想的方式切入现实并展现出来,但这种批判始终是以革新旧制、变革现状和构建新世界为目的的。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批判并推翻旧世界,展望和建构新世界的思路得以成型。可以说,“在同这种制度进行的斗争中,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它的对象是自己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政治性建构则集中体现在对新世界的发现和当代愿望的表达上。当代的美好愿望主要指向是“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里的“反对”就是反对旧世界的基本规制——“批判旧世界”,它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改变”则旨在变更旧有制度和基础继而“发现新世界”,这才是批判的目的所在,也是政治批判的根本旨归。因为“颠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而不只是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也就呈现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这一颠倒不仅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全过程,还深嵌于人的意识之中并造成了抽象统治的情形。要彻底变革这种颠倒的世界状况,就要完成对“此在世界”的批判性建构,在批判旧制度的同时彻底推翻它,在旧世界的母体之上建构一个全新的能够真正实现自由的、公平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一种“从事物暂时性出发”的发展性政治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通过对这些规律的探知而可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按照“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和“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的原则,资本主义决非永世长存的。正是从资本主义的内部入手去找寻批判的根基,并在历史视域中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这样就使得超越资本主义的能够全面实现“自由个性”的社会阶段不再是空想,人将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归还给人自身的解放也不再是奢谈,而是现实可期的。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深入探寻了“现实个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遭遇和处境,“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以谋求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之境。通过对资本主义自我否定因素的批判性揭示和对人类悲苦遭遇的体察,马克思判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的力本论或者说辩证法是这样的:由于雇主在无情的竞争斗争的压力下,通过工作过程的机械化而追逐愈来愈高的技术效率,这样功能日益细分,专门化愈来愈细致,因而人愈来愈非常地破碎”。可以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人陷入极度悲惨之中,陷入在生产过程的自我疏远之中”。马克思用分工和进步之下的“新的奴隶制”和“劳动折磨”来生动地描绘了无产者日渐增加的苦难,如此,无产者势必起来反抗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因而人类生产史也是革命史。社会发展过程是由一系列革命所推动的,这一系列革命集中在作为社会过程的生产方式的主要变化上……从某方面来讲,马克思相信历史迄今为止都是革命过程,相信人类至少从早期都是反抗其生产方式的。”通过不懈的联合革命斗争,“自由人联合体”也必将成为现实。也正是通过对“经济事实”的批判性考察,资本主义辩护士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得到了否弃。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是以“市民社会”为立脚点,在自己的理论版图之内试图完成对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论证。不仅如此,这些理论家还精心树立了资本主义“不朽的丰碑”。他们或是无意将唯心的分析法则从其最后的“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或是有意地将一切永恒化而使其理论成为形而上学,或是寄希望于理想化的小生产者来完成其浪漫主义的救赎……这些都是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应对“时代之问”的具体策略。如此,这些理论家至多只能够看到问题并触及问题,而无法真正地解决问题。然而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解释”它,而是“改变”它。马克思深谙这一要点,他在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考量,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所在,继而确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性和展望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发展道路。

《资本论》虽是马克思经济学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却潜藏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向度。《资本论》明确针对“当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向广大无产者发出“联合斗争”的号召,为他们竭力挣脱套在自己身上的“锁链”并获得“全世界”提供的智力支援。由是观之,“《资本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更开启了一种内生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的解放的政治哲学视野”。在当前情势下,持续推进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和建构工作,就必须要回到《资本论》中去,继而深刻体会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立场、政治主张、政治原则和政治方案。

 

文章来源:《东南学术》2021年第3

网络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1-08-11 12:4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