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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健:论共享发展对马克思有关论述的丰富与深化

  马克思提出了关于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全球向度、发展目标和价值目的等思想内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时代的智慧结晶,是指导人类社会今天和未来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新时代的共享发展,坚持以发展为前提提升共享水平、不断完善所有制结构及实现形式、倡导平等的全球共享、推动共享进程实现共同富裕、全面保障人民群众各项权益,对马克思关于共享发展的论述作了更深入的探索,从而丰富与深化了马克思共享发展思想的科学认识。

一、坚持以发展为前提提升共享水平,丰富与深化了马克思关于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认识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在生产力落后和社会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共享发展的实现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说:“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592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共享发展程度有了逐渐的提升。

  在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即人的依赖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与这个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共享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原始社会,受原始公有制和生产力水平制约,没有剩余产品,实行完全的平均主义分配,人们的需要是最原始的“自然化”需要,呈现完全平均的“直线式”共享形态。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人们主要“依附”社会共同体而生活,个体的需要主要限于基本的生存需要。就整个社会来说,社会分化为两大对立阶级,广大劳动人民为特定的统治阶级服务,难以共享社会创造的一切财富。在人类历史第二阶段即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个性独立时期。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有了巨大积累,社会共享程度得到很大的提高。劳动人民的自由程度得以提升,个体的主体意识得以增强,人们有支配自己劳动的权利。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和丰富,为人们的共享权利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资产阶级剥削本性导致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虽然有了一定的提升,但在发展、享受方面的需要并没有得到根本满足,尤其是人们的精神发展水平还极其有限。第三阶段是人的个性自由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极大发展,实现了全面的共享。人不再局限于基本的物质生产,而是以人自身全面发展为目标进行实践活动;消灭了人对人的剥削、压迫现象,全民能够平等享有社会物质与精神财富;消除了物对人的统治这一历史形态,人将人本身的内在需求作为人的生产活动的驱动力,人为人自身享受而生产;人与人之间进行普遍的交往,人在社会中形成了“自由联合体”,形成了自由自主的共享形态。

  新时代提出共享发展,坚持在全面发展中促进均衡共享,以高质量的发展提升共享水平,力求发展与共享的辩证统一,丰富与深化了马克思关于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认识。

  一是坚持以全面发展为前提,在发展中促进均衡共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共享发展以及如何实现共享发展,经典作家中并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必须结合时代要求而深化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享发展不是平均主义、更不是两极分化,而是不断缩小差距的均衡共享。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是绝对的,而均衡发展总是相对的。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国情,习近平强调:“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2]9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没有物质、精神财富“量”的一定程度的积累,不断缩小区域间、个体间的差距就是一句空话。为此,针对社会上有人提出的分配优先于发展的错误观点,习近平强调:“不是要搞杀富济贫式的再分配。”[2]12要避免西方一些国家福利过度的问题,防止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实践中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法,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力求推动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协调发展,在全面、协调发展中不断缩小区域、个体间的多方面差距。

  二是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共享发展水平。生产力是具体的、历史的和变化发展的。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共享发展不仅要求生产力有“量”的增加,更要求有“质”的提升。实际上,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低质量甚至“恶”的发展不仅无益、反而会有害于人的生活。比发展速度更重要的是发展方式问题,将生产力的“质”与共享发展的水平紧密关联起来,是新时代共享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新突破。新时代社会生产力“质”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现实发展要求上。我们党提出用新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全局,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在根本上都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是要求我们积极适应社会生产发展趋势和人民群众需求变化,明确新时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着重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3]9。我国正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经济强国以赢得更高质量和富有效率的生产力发展。

  三是坚持以共享引领发展,促使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统一。新时代,我们将共享既作为发展的目的,也作为发展的手段,力促发展与共享之间的辩证统一。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有益于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化‘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有利于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增强有效需求,增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和谐,激发人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创设有利环境。共享发展纠偏了以往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观点,强调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习近平提出:“抓民生也是抓发展。”[4]10同时,将发展引导到社会民生的轨道,共享发展的过程就是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过程。这样,在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双赢与协同共进中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深化了对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辩证关系认识。

二、完善所有制结构及实现形式,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关于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认识

  马克思认为,真实的共享发展只有在公有制社会中才能实现。以往一切私有制社会实际上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私享”,广大劳动人民无法实现真实的共享发展,或者说这种共享发展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局限性、狭隘性。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揭示出资本主义是在满足资产阶级剥削欲望,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以残酷剥削工人以至于牺牲整个无产阶级为代价而向前推进的。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因异化劳动所导致的“非人”生存状态,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剥削的残酷性,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无法实现共享发展的现状。马克思还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揭示了资产阶级剥削的秘密,指出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完全占有,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难以实现共享发展的经济根源。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异化现象,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野蛮性、残酷性、非人道性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无法改变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社会性质,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实现共享发展的制度根源。要实现全社会真实的共享发展,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

  当然,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野蛮剥削、掠夺和批判资产阶级“私享”性质的同时,也提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既是一般劳动过程,又是价值增值过程。作为一般劳动过程,必然要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推进科学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因此对增加社会财富、推动人类社会的共享发展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价值增值过程,以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满足少数人的发展为目的,这样的生产必然具有残酷、野蛮的方面,是非人道的生产。资本主义发展为人类真实共享发展社会的来临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为人类未来的解放、自由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共享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导致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积累。由此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自发地引发并实现共享发展。共享发展要求生产资料由社会成员共同占有,也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完善与进步。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够发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既发挥生产关系功能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又要促进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的实现,也即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是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难题。在实践中,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强调“变”与“不变”的统一,始终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及其实现形式,丰富与深化了马克思关于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认识。

  一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规定的生产目的引领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规定的生产目的决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方式[5]。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社会生产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实现共享发展的根本保证。为了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我们提出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决定分配,分配领域的问题最终要由生产领域来解决。为了保证共享发展方向,始终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断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方式、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坚决反对轻视甚至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认识和做法,保证生产资料主要由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共同占有,努力促进社会的公平发展、共享发展。

  二是立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来思考制度改革与政策安排。生产力是一种既得的力量,规定了人们进一步活动的历史条件。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与其相适应的什么样的制度及政策安排。实践中,立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我们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做大做强公有制经济,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既坚持社会主义因素的“一元主导”,又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共存”。倡导构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为社会主义共享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与物质基础。

  三是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大力引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新时代,为激活市场经济活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正确处理了“一与多”即公有制与各种非公有制的关系,始终保持二者之间的适度张力。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力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换,优化经济结构,增强发展动力,吸收和利用一切积极的所有制形式,为共享发展开辟新路径。“通过政策引导,优化市场环境,提高监管水平等措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同时充分发挥和利用好非公有制经济与人民生活联系更加紧密、灵活多样等优势,使得两者发展相得益彰、各得其所。”[6]以公有制经济的主导性力量规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防止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等消极效应,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步入共享发展的正确轨道。

三、倡导平等的全球共享,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关于共享发展的全球向度认识

  全球共享以普遍的社会交往为前提。从现实而言,共享发展是人们利益上的共享;从本质而言,共享发展是人类文明的共享。没有人们相互间的普遍交往,就很难实现利益共享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明共享。马克思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既取决于生产的普遍发展,也取决于人们的“交往状况”。这里的交往指的是一种普遍的、世界历史性的交往,既包括人类的一般交往,还包括国家、民族和阶级内部的交往。马克思强调生产的全球化,实际上表明要实现利益共享、文明共享,任何国家都不能处于完全封闭状态,而应该走开放之路,不断拓展、深化全球普遍交往。

  全球性的普遍交往与共享发展是辩证发展的过程。其一,全球普遍交往的过程实质是人类文明共享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7]560只有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开放,在交往实践中共享科技发明、文化创造,才能让人类文明成果得以保存并广泛推广。其二,社会文明共享反过来加速了全球普遍交往。从历史上看,孤立的民族性、地域性存在往往与落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以当时的中国为例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609世界上的后发国家在文明共享中能够加速淘汰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快速融入世界市场、全球体系的欲望愈加强烈。其三,普遍交往促进了各国的紧密联系,加深了相互间的共享程度。一方面,普遍交往消灭了各国闭关自守的状态,对国家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要影响。“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那些或多或少是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7]567共享发展内容不仅在物质方面,也日益拓展到精神文化方面。“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35

  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主导下的普遍交往既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成为制约人的发展的异己力量。“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7]541这是因为,从本质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主导下的交往是一种资本谋利的功利性交往,共享实际是一种片面的共享。也可以说,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世界历史还只是一种低层次的、片面性的世界历史,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方可代表更高层次的世界历史。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才能形成真实的共同体、全球的共享发展。

  马克思提出了共享发展与普遍交往的重要关联,也提出了资本主义主导下普遍交往带来的消极效应,但对于如何避免资本的消极效应、如何在全球交往基础上实现共建共享等这些时代问题,必须在发展中给予新的阐释。新时代我国既面向国内,强调国内的共享发展,也倡导全球平等的共建共享;在改革开放中既利用资本为共享发展服务、也限制资本防止其对共享发展的侵蚀;既通过推进高层次的开放来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又在开放中努力构建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而丰富、深化了马克思关于共享发展的全球向度认识。

  一是在改革开放中“扬弃”资本逻辑,利用好资本为我国的共享发展服务。我们汲取了西方市场经济的优势,也积极吸引外资。“在以资本架构起来的‘物化的关系’中,是‘物化的关系’侵蚀了人们的伦理道德和个体素质,导致了‘拜物教思想’的形成,最终使人拜倒在物的面前。”[8]如果任由这种“物化的关系”的支配,整个社会的物质、功利思想无限膨胀,极容易导致资本利得与劳动收入失衡等一系列问题。提高共享发展水平,需要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个体资本等各种形态的资本参与市场经济。实践中,我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力量来限制资本、引导资本并最终驯服资本,“在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9]。这样,以辩证的“扬弃”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本逻辑对共享发展、人民生活的消极侵蚀。

  二是倡导各国平等的共建共享,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开放发展理念并不只是从一般的经济发展意义上讲的,更重要的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来的。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虽然使人们的交往普遍化,但也导致人类至今的社会共享带有很多不均衡性、局限性、片面性,不仅不能为人类带来真正的美好生活,相反却给人类带来诸多痛苦和灾难。全球各国之间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共同体只有将自身的利益诉求、生活向往与世界人民的利益诉求、生活向往保持根本一致时,整个世界才能趋向于和平、稳定、和谐。开放发展意味着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塑造崇尚平等发展、共建共赢的发展主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以全球发展的战略眼光,倡导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全球共享新理念,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的融合,在根本上顺应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为增进整个人类的生活福祉带来时代最强音。

  三是倡导在开放世界中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创建人类生活共同家园。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平等、自由的全球交往是现代生活水平提升的重要路径。我国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形成中国与世界在生产、治理上的深度互利合作。与此同时,我们始终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他国特有的制度生活模式,尊重他国特有的文化生活方式。“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10]54,在开放的交往中积极拓展生活空间,开阔人们生活视野,增强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实现相异生活价值观之间的优势共融、差异互补,不断提升人的素质与能力。全球共享极大地改变并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断促成不同民族平等、自由融合的文明生活新样态。

四、推动共享发展进程实现共同富裕,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关于共享发展目标的认识

  推动共享发展进程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的理论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前提下,无法消除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只能导致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趋势。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共同富裕两个方面的根本前提,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合理发展。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联合劳动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方式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11]。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2]435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都坚持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但生产条件、分配原则是有区别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是全体社会成员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生活资料平等占有状态。“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12]435按劳分配保证了劳动者之间的权利平等,但由于个人各方面差异而造成事实上的消费资料在量的占有上的不平等。因此,这个阶段的平等仅是从劳动这个角度看的平等。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是通过按需分配实现的全体社会成员占有生活资料的平等状态。“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2]436由于社会生产力以及社会文明程度的巨大提高,这个阶段的人类共同富裕已经不再仅仅体现为物质财富占有上的平等。“原本意义上的物质财富分配和占有上的共同富裕,已经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而是已经实现的结果。”[13]由此可见,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实现的平等,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社会。而且,此时的共同富裕已有了不同的涵义。

  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马克思关于共享发展的终极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马克思关于共享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根本一致的。立足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与我国现实国情,对如何推进共享发展进程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了详尽的时代诠释与解答,深化了对马克思关于共享发展的目标问题认识。

  其一,确立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尽管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不能背离和放弃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改革可以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在改革发展方面的有益经验,但根本上不可盲目迷信西方国家的道路与制度。若舍弃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的内在规律将会随着发展方向的迷失而变得模糊不清、举棋不定。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党的全会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美好生活方面的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既立足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和现实性,坚持社会不平衡发展规律,把追求效率、提高效率放在重要位置,又顾及了实现社会公正的过程性和目标性,坚持社会从不平衡到平衡发展的动态转化规律,在发展中构建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发展机制,不断促进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可以说,共享发展以包容性发展机制对“发展目标是什么、发展成果如何分配”作了有力回答,确保改革发展进程始终沿着共同富裕方向前行,而不会发生任何偏离。

  其二,保持差异均衡的实现过程。社会发展是一个差异化的过程,差异化的发展使得社会具有多样性、非同步性、阶段性等特征[14]。从社会发展规律而言,同步发展、同步富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带动更多的人和地区逐步走向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与实践,深刻体现了既要承认社会一定程度差距的客观性、现实性,又要正视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性、必然性。共享发展的提出,体现了对共同富裕实现过程的客观把握与积极面对。推进共享发展,更加重视科学理念的指导,重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与共享发展的有机统一,重视社会发展中主体、客体、内容、动力、空间、环境等各个要素整体有机地辩证推进;更加重视长远的制度设计,具体把握缩小贫富分化的差异均衡过程,注重保持基本共享与比例共享的合理张力关系。既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允许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共享,又明确了政府责任,坚守底线发展,保证人民的普惠性共享、基本共享;更加科学地把握了共同富裕的历史实现过程,将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历史性地把握了当前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现实要求与主体动能。

  其三,推动共享机制的日益完善。依据现实国情,共享的分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实践策略。这种现实的实践策略与理想目标并不是割裂的。共享发展坚持以按需分配作为理想目标,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可感知的共享机制。按劳分配的本质是劳动获得权的平等和等量劳动交换,排除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可能性。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人们收入分配虽有一定差距但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探索,在强化共同富裕发展方向的同时,重视以共建共享、全民参与方式凸显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不同人群的主体能动性。此外,紧密结合国情,发挥市场力量、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三者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结构功能,以统一性的底线要求和多样性的制度安排,在深化脱贫攻坚、加大公共事业投入、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共享机制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效,确保不同人群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五、全面保障人民群众各项权益,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关于共享发展的价值目的认识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社会发展绝对不是无目的、无方向的盲目发展。共享发展的根本价值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5]118-119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的解放和发展,着重研究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人的解放具体包括“人从自然关系奴役下的解放”“人从社会关系奴役下的解放”、以及“人从旧思想、旧观念束缚下的解放”的三个方面。只有人从各种奴役中获得解放,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并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共产主义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性飞跃,人获得了最美好的生活,由此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总体上是一致的,社会发展的水平决定人的发展速度和高度。当然,在具体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存在相互对立的方面。若使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保持一致性,必须通过满足人的需要这一中介而实现。这是因为,人的全面发展带来的最终效应就是主体素质、能力发展和自由个性发展。全面发展意味着主体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具体体现为人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均衡与协调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全面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自然力和社会力、潜力和现实能力等。从人的自身而言,人的本质力量表现于实践活动之中,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提高主体自身的素质与能力。马克思指出,人通过劳动改变身外的自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16]208。从社会而言,只有社会提供满足人的各方面需要的条件,促进人的素质和能力提升,才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判断标准,只有人获得全面发展,社会发展才有真实意义。当然,人的全面发展有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必须始终关注人的发展和生活状态的辩证互动关系。

  新时代的共享发展通过保障人民群众各项权益的实现,满足人民需求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不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共享发展提出了实现人的发展的新路径、新方式、新要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途经,从而深化了对马克思关于共享发展的价值目的认识。

  其一,从满足现实人的需要出发,提出促进人的发展的新路径。从共享与发展的关系而言,二者本质上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共享发展不是片面、孤立地探索人的发展问题,而是以人的需求为中介,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一致性的美好价值理性根植于现实的实践活动之中,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不断创造条件。不仅如此,共享发展既关注社会整体的需求状况,也关注不同群体特别是个体人的现实需要。有学者曾指出:马克思并不是泛泛地谈论人的全面发展,而是注重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17]423。共享发展提出了促进个人发展的新路径,即抛弃了空洞的理论预设或不切实际的宏大幻想,从现实人的现实需要出发,关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不断反思、检视社会发展中人民群众民生利益实现、权利保障中的现实问题,顺应民意及时弥补社会发展中的短板或者弱项。

  其二,坚持共建共享,提出促进人的发展的新方式。一是在共建共享过程中把“发展为了群众”和“发展依靠群众”联结起来,实现人作为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一方面,将人作为生产发展的目的。共享发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另一方面,将人作为生产发展的手段。共享发展强调人民参与共建,凸显了发展主体的个人责任与贡献。共享发展坚决反对不劳而获,努力消除不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共建义务与共享权利的公平一致,全面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凝聚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激发人们的共建行动。二是以共建共享促进人的内在需求与外在需求的统一。人的需求不仅停留于外在的享受,还有一个能力提升、价值实现的精神享有过程。共享发展强调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过程,在共建过程中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增强共建的生活与生产体验,在过程中享受价值创造的愉悦感、获得感、幸福感。这样,共享发展理念引导人民群众投入创造性地劳动实践中,实现人民追求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和共享价值的统一,使得实现共享发展的方式更加合理、更加多样。

  其三,以共享美好生活为目标,提出促进人的发展的新要求。从历史进程而言,个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是个相对的概念,“每一个时代对‘全面发展’的内涵的理解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17]426就个人现实发展而言,个人的全面发展只能理解为其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的全面发展[17]427。就社会发展而言,必须要求社会日益走向全面发展,以尽可能地给予人们主动选择自我个性发展的自由空间。否则,试图用片面的物质主义发展观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只能造就片面发展的人、单向度的人。新时代,提出了实现共享发展的新要求,即确立了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目标。围绕这一新目标,我们以全面共享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整体性利益,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夯实基础;以全民共享引领建设更加公平、民主、自由、法治、和谐的社会环境,为每个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创造社会历史条件;以共建共享保障公平的发展权利,促进每个个体在劳动创造中实现个性自由发展;以渐进共享提升共享水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方面生活需求,努力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总之,从现实而言,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制度保证、全球向度、发展目标和价值目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每一个部分都不能缺失,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推动着共享发展不断地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从理论而言,共享发展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深化探索,既体现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又体现出现实性和理想性、实践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不断推进着21世纪新匍京官方所有网址下载|首页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作者系合肥工业大学新匍京官方所有网址下载|首页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探索》2021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1-07-09 09:42:00